他指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已有九年,一些个体商也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国家要做的就是给予他们一个良好的政策,帮助并指导他们建立工厂，提供必要便利,如基本生产原料支持、贷款支持,还要让民营企业独立运行,地方政府不应介入企业内部，进行干涉。
而民营企业在招工的问题上,政府也不能强行要求必须是城市或城镇居民,应当允许他们招收农民工，政府也要解决好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问题,给予恰当的政策,不能像现在这样限制农民工进城，他认为这项举措对于减缓城乡二元化、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项则是现阶段城市供房矛盾的问题，全国各城市,特别是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阳、长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商业的兴起，住房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中央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程度。
他在上书中讲述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而后指出,单纯靠国家来分配住房，不仅住房条件差，而且数量严重不足，同时这种分房的方式,还有违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全国城市国有工人有分房指标,但农村却根本没有,农民住房完全靠自己解决。
为此，他算了一笔账,全国现在国有职工五千万有余,按照过去国家的分房标准,一般职工家庭居住面积普遍在二十到三十平方公尺之间。
以东北地区的国家职工大量住的是棚式住房为例,住宿环境条件极差，一家数口人挤在一间房里,但即便按此条件，随着国有职工不断增多，满足如此之大数量的分房，也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国有企业现下的发展,仍处在低层次上,企业升级需要钱,职工建房需要钱，工厂办校等开支全是国企在承担,一方面使得企业分房矛盾加剧，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没有更多的钱投入发展或研究创新。
国有企事业职工的住房矛盾很大,而城市的供房矛盾则即将达到临界点，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多，但房屋的建设完全靠国家来完成,由国家分配,然而对于没有国有职工身份和国家编制的普通家庭则根本无法进行分房,而市场上早已经没有房屋可以买卖了,且国家也不许买卖。
因而国家无论是现有分房、建房标准,导致的职工住房条件较差，分配数量严重不足，还是国家现行政策,都使得城市住房问题的形式非常严峻,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方叶建议，为解决国有企事业人员住房问题,可以由国家给予恰当补助，适当提高企业利润留存，并由国有企业、职工两方参加出资，尽快展开大规模的新式职工住宅建设，缓解国有职工的住房矛盾。
同时在全国工业集中、经济发展较好的主要城市,开展商品房销售政策，允许面向一般城市居民的商品房销售,国家通过市场的方式,将投入的住房补助资金收回来,形成一个财政良性开支的闭环。
方叶算起账,现在全国住房建筑资金，每平方公尺大约在12至30元不等,上海最高,其它地方基本都在15元左右,国有建设扣除了土地出让金，因而建设的成本并不高。
假设中央财政可以给予每平方公尺5元补助,平均每套80平方公尺(看个人职级待遇，一般60至120平方公尺不等,现有的筒子楼,大约一套三十来平),也就是400元一套,全国建设一千万套,就是40亿,如果五年内建设完成,每年8亿多。
这其中，国有工人也要出钱，不能免费分房，每平方公尺应当收取3至5元不等的认购金,其余钱由国有企业自行支出,所在城市免费给地,如此一来，国有企业的建房支出压力就小了。
假设一套普通新式职工住宅，为68平小户型，工人支出也就204至340元之间，考虑到工人家庭收支情况，可以允许分五年、十年或十五年期还款，其每年最高住房认购金开支不过68元，平均到每个月不足六元，是全国工人现有平均月收入的约八分之一，是能够承担得起的。
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不要进行一味的职级限制，允许内部调配，工人要住更大的房子也允许，只要工人肯出钱，120平照样分。
但考虑到这一政策中会有人钻漏洞，比如某国企事业单位,可能因为经济条件好,国家又有补贴，会全部建大套面积的房子，从而使得国家补助开支巨增，因此国家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比如八十平以上的大套面积房不能超过某个比例。
第三项，是养老的问题。
方叶认为目前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是在减一步拉大城乡差异，拉大工人与农民收入差距,将工人阶级变成了上等人，有违社会主义公平原则,而随着国有工人阶级群体的不断增大，将来国家对于退休职工的供养也将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支出。
方叶依旧列出了计算公式，全国现有五千万职工，从新中国建立算起,到八十年代中期，将会迎来第一批退休潮,预计将会有2800至3300万离退休人员，80年代末可能会突破四千万,到90年代末时,减除死亡人员，将可能会有五千万左右的庞大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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