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发作的短缺问题
—九六八年小年前,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再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短缺，糖、油、醋、猪肉、棉花、冬鞋、冬成衣、棉花、花布、缝初机、收音机、肥皂、副食品等二十七种货物供应出现短缺,这一切仿佛是在印证方叶数日前向几位领袖所讲的问题一般,又毫无意料的发生了。
总理皱着眉头听取着财经委统计上来的情况,事情其实早在十一月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当时国家采取了配额调整老办法,减少小城市的供应量,集中确实大中型城市的供应,这一招是有效的，很快市面短缺的问题就平息了下来。
至于年节的物资保障,年前国家就如往年一样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春节前后的物资供应保障工作,各地也都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进行物质的扩产、储备和调集，一切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但等到腊月来临之时,特别是进入采年货的时期，物资保障就出问题了。
“以北京为例:主要是缺猪肉、醋、糖、副食品、鞋子、花布、毛线等;而机械工业品方面，主要缺缝初机、收音机、热水瓶、手表等,全国大中小城市今年市面上的需求明显高于往年同期。”陈副总理说道。
“计划委员会关于春节期间的生产计划工作是如何安排的?”总理看向李富椿副总理问道。
“我们按照1965至1967三年春节期间物资生产情况，并结合过往市场需求进行了今年的规划，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一些生产还是没有跟上,部分物资生产跟上来了，但是分配和调配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李副总理回道。
“是不是还有一些往年销售好,但是今年货品充足的情况发生?”总理又问。
李副总理点了点头:“确实有这种情况出现。”
总理轻呼了一口气,又说道:“今年的对策打算怎么安排，是否还是如往年一样，减少小城市和部分中型城市的供应,优先保障大城市供应?”李副总理点了点头:“现在时间还来得急,计委和财经委商量出的方案是,减少部分中小城市的供应,优先保证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及东北工业基地的沈阳、哈尔滨等重点城市的供应。”
总理略有不满的说道:“建国19年以来,要么是大规模物资短缺,要么是周期性短缺，特别是这个周期性或季节性的物资短缺情况,全国各地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一到夏冬就缺货，而春秋则又货品积压,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计委是否有分析出原因?”李副总理略作思索,便答道:“主要还是计划不够严谨，导致资源配置不够合理造成的…。”
这种说法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李副总理来说,他心里大概也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特别是1965年，方叶的那次‘培训会’，可以说将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优缺点已经讲得十分明白,别的人是何看法,李副总理不知道,但他在计委多年,心底其实是十分赞同的。
不过,这种事没办法说出来,总不能说制度有问题,这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这么多年来,同样的问题反复发生，不是这里配置错误，就是那里的计划与实际需求不一致。
以1965年前国内计划来举例:过去计划是怎么做的呢?先确定钢铁生产计划，而后再来进行计算,比如需要计划多少煤、电和运力等,而后再根据这些计算结果，再来确定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和生活福利。
这种苏联式的数值计划，完全不考虑生产计划变量与市与场变量，比如若钢的产量一变，那么下面所有的产量都得变，工人的数量也会跟着变,某年上半年加减工人，下半年可能就要反之，将计划变成了单纯的数学题。
当时主席听取完汇报后,就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实际、行不通的,要求做出改变,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计划的制订,要先看粮食、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能生产多少，再来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和钢铁,再来确定需要搞多少工业,并考虑打仗的问题。
主席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至少这种做法在总的资源规划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观点依旧不全面，它仍旧没有考虑到市场增量带来的物质生产增量及市场多样化需求的问题,而也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计划资源分配不均，配置仍旧不合理。
就以缝初机为例,时至1965年全国相关生产厂家二十二家,缝纫机年产量120余万台，但这个数量不是一直上涨的而在动态变化,如去年卖得少,今年就减产,卖得多今年就增产，且计划一旦定下，除非有上级指示否则不能随意增减，也就是说卖不掉也得完成指标。
1965年，国家又将自行车和缝初机这类产品的销售凭证给取消了，随即连续两年销售都在增长,不过1967年增长显然要比前一年更多，由于新的农村集体制度实行，农民收入大幅增长，自行车缝初机都成了时髦产品,不过1967年国家的计划产量却未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造成了短缺。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缝初机这一产品上,而是市场需求的各类产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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