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大量赤贫。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过度的将钱收到了中央，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下经过两个五年建设之后，方叶就向国家提出了分配存在的严重不足问题，因此计划(1964年)开始之后，国家立即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同时取消对个体户限制，实行责任田制。
个体户全面解禁刺激了商业流通市场的发展，国家从中厘税，一方面保证了工业产出消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而责任田的划分,说白了就是进行一次国家层面的重新分配，将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农业产业价值,通过增长农民收来，扩大农民消费，带动工业和市场增长，绕一圈再收回来。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农民有了钱需求就会增长，购买力也就上来了，以前买不起的热水瓶、布料，甚至自行车、手表都有了消费能力，而再过两三年,农民身上的钱越积越多，新房就会建设,这又会带动全国砖石木料、水泥的生产，且能增加无数就业。
一个简单的逻辑，钱从农民手中过了一圈，农民拥有了自己想要东西，破衣烂裳的形象也改变了，既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同时又扩大了国家的财政,这里的唯一不足时，短期内国家需要承担一下财政不足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由于国家62年时，就已经解开了个体户限制，商业市场繁荣了起来,社会上大量的新增消费所带来的税收，对冲了农村集体改制造成的短期损失，使得这场改制从国家财政层面来说，进行得相当顺利。
1967年是北方新麦种和责任田制全面推广的第二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预计明年整个社会就会迎来真正的财富增长时期,全国的一般工业制成品、轻工纺织、化肥农药等需求都会大规模增长,而其带来的问题,就将是当前的计划经济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回程的车上，方叶向晓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他说道:“农村新集体体制实行之后,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一定增长，这个增长周期，大约能持续五年左右,最多不会超过八年，后面就会下降。”
晓平不解的问道:“增长了怎么还会下降呢?”“物价指数上涨啊。”方叶说道。
一句话，晓平同志立马就明白了，他抽出香烟给方叶递了一支，各自点了起来，沉默片刻后说道:“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老百姓手上有了一些钱，要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而国家的资源总量又不足，无论是从国外进口，还是本国开采,成本上涨，供需紧张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基于对过去数据的总结，而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指导性严重不足，往往难以预测接下来的社会实际需求，从而造成商品市场的供需矛盾。”
说到这里,晓平同志抬手伸出两根手指，又说道:“两个矛盾啊，彼此相加,所以我也能做也一个推测,去年底开始的社会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将会长期出现,而造成这一局面，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因素。”
方叶这个观点十分赞同,他重重的将头一点:“非常赞同您的预测。若想要尽可能的避免这一问题扩大化，加剧供需矛盾，我建议您派出张培刚几位经济专家到全国去做一次大范围的调研,最好在年底前向计划委员会提供调研结果，弥补他们来年计划生产指导不足的问题。”
“要得，这个建议很是要得。”晓平同志连连点头。
宏观经济调控与计划经济调控(其实是调整)，两者的根本不在一个维度,表面上看二者都站在国家的顶层进行全国调控，而实际上，计划经济的调控是一种技术性调整，解决的局部问题，宏观经济是基于发展的整体预测所提前进行的调控或规划。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比如今年全国布料生产少了，计划经济根据过去一年或几年的数据，其在来年就会增加，而增加的产量及种类，计划准确时，能够解决问题，但遇到经济发展动荡或计划产量不匹配时，就会出现问题。
宏观调控则是依托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市场预期，进行某一阶段或整体过程的规划或调控,它不搞单一技术性指导(如各种计划生和指标)，而是针对某个行业、经济发展过程、状况做出的指导性规划或议建，而后按照这一方针去实行，从而达成结果的现实。
比如国民数量在增长，根据人口增长率、经济发展现状，就可以预测出未来整个社会对于某些物质的需求,而后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政策制订，是支持发展还是扩大发展，都会给予政策指导,其实的细则则交给具体的部门，所以宏观讲的是战略，计划讲的战术。
经济制度的问题，暂时国内还无法解决，作为新发委负责人，晓平同志要做的就是弥补这—制度存在的不足，尽可能运用宏观思维来帮助计委减少计划不合理性，甚至避免决策失误的风险。
回京后，晓平同志第一时间就将张培刚请了过来，他目前是新发委的经济顾问，虽然在国家层面名声不显,但在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他是祖宗爷级别的存在，当然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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